张海、余心月：功力与学问——评王辉斌先生《孟浩然新论》
2002年王辉斌先生出版了第一本研究孟浩然的专著——《孟浩然研究》，一经推出，广受好评；2017年这部集大成的《孟浩然新论》又再次与我们见面。
对于孟浩然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逐渐受到学者关注，业已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但是，想要在其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而王辉斌先生不仅在孟浩然研究这一路途上坚持了34年，而且还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期间还主编了《孟浩然大辞典》，这不得不令人深感佩服！
先生是在研究李白的时候才慢慢关注孟浩然研究的，这种将“研究的对象放在‘盛唐诗人圈’这一大背景下，对其予以多元透视与立体关照”的研究视角值得我们借鉴。
《孟浩然新论》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孟浩然年谱》、《孟浩然评传》与《孟浩然论丛》。上编《孟浩然年谱》作者《自序》中介绍道:“初稿于1985-1986年期间，并曾连载于《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至1988年第1期，此次则几乎是对其进行了全面修改，而使之成为现在的这种年谱面目”。
《孟浩然年谱》最能反映先生扎实的考据功底，材料翔实，旁征博引，考证严谨，叙述简练，真可见其大家风度！
中编《孟浩然评传》是“大陆学界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种学术性《孟浩然评传》”，全篇采用叙述性语言，真实可信，在“尊重历史，尊重文献，尊重事实”的原则下不仅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孟浩然，而且将孟浩然放在盛唐前期这一历史环境中考察有助于更好地突出其历史贡献与研究价值。
下编《孟浩然论丛》是先生十篇论文的结集，这些论文涉及“孟浩然的人格魅力、平生交结、作品个案、孟集版本，以及孟浩然画像的真伪，历代的孟王优劣论等，并借材料对其进行了具体讨论与辨识，其中，部分论文曾在《唐代文学研究》《孟浩然研究论丛》《吉林师范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过”。这一部分论证有力，有理有据，且切实解决了一些学界争论的问题，充分展现了先生的学者风范。
章学诚先生曾在《又与正甫论文》中论及功力与学问：“学问文章，古人本一事，后乃分为二途。近人则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
章学诚画像
王辉斌先生的这部《孟浩然新论》，就可见其深厚的功力与广博的学问。
所谓“记诵名数，搜剔遗佚”者，不正是我们研究的第一步——搜集文献与使用文献吗。众所周知，文献搜集越全越好，只有最大限度地占领资料，研究才有广度和深度。使用文献却相反，需沙里淘金，才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效力。
王辉斌先生在《自序》中提到：“全书所引材料之多，乃为他书所罕见，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文》《全唐诗》等大型或特大型丛书，就曾多次出现于本书之中。而一些元、明、清刊本，如‘十二家本’《孟浩然集》等，亦如是。”
如《孟浩然年谱》中释“排行为六”一条：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以下简称“赵注本王维集”）卷十五《送孟六归襄阳》、《全唐诗》卷二五六刘慎虚《寄江滔求孟六遗文》、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以下简称“宋本李白集”）卷十二《春日归山寄孟六浩然》三诗题中之“孟六”，均指孟浩然。
其中，刘慎虚所“寄”之江滔，一作韦滔，曾于天宝九年正月初三日为《孟浩然诗集》写过一篇《重序》，其与王维、李白皆称孟浩然为“孟六”者，最为可信。
张子容有《送孟八浩然归襄阳》二首（《全唐诗》卷一一六），诗题中“八”字，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认为乃“六”之讹，参之王、刘、李三诗之题，知岑说为是。
又陶翰《送孟大入蜀序》（《全唐文》卷三三四）题中之“孟大”，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亦认为乃“孟六”之讹，良是。
这则不足三百字的论述征引了六种典籍，几乎每句一种，文献类型多种多样，既有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还有唐宋以还的诗文总集与诗文别集等。这恰证明了先生《自序》所言甚是。
在这些繁多的材料中，王辉斌先生提到“刘慎虚所‘寄’之江滔，一作韦滔，曾于天宝九年正月初三日为《孟浩然诗集》写过一篇《重序》，其与王维、李白皆称孟浩然为‘孟六’者，最为可信”一语，是最具分量的核心材料，因为王维、李白等人不仅与孟浩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互有交集，其余材料皆为旁证。
又如唐开元三年，《孟浩然年谱》称：“是年春，张说自相州刺史徙岳州刺史”。作者引用《新唐书》中的记载证明张说确自相州为岳州刺史。又引《全唐诗•张说集》中《巴丘春作》与《四月一日过江赴荆州》二诗证实张说曾在岳州三年。
据此，范致明《岳阳风土记》、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皆记：开元四年，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然王先生考《全唐文》卷二三三张说《祭城隍文》方知其在任时间为三个年头而非三整年。这些材料中以《祭城隍文》最具效力，而范致明、王象之、祝穆皆因误解“三年”致误。
在这一段论述中，王辉斌先生不仅考证出了张说的任职时间，而且纠正了宋代三位文人的错误；每一条材料都用得恰到好处，无堆积之嫌，可见清晰简洁的阐述问题是王辉斌先生治学的标准。
这部《孟浩然新论》展示的不仅仅是孟浩然的生平事迹、研究状况，可以说与其相关的文人、地理、历史事件等等都囊括在内，几无遗漏。
“排纂门类”则深刻地体现在《孟浩然新论》的谋篇布局之中。本书的三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照应，“故所研究的对象与所获得的结论，都能自成体系，合则纵横与广博相映，考证与述论并行，内容既丰富，特色亦鲜明”。
《孟浩然评传》以先生数年前写的一首小诗《夜读孟浩然集》为章目。诗为：“家居沔水廿八春，有声江楚天下闻。南国北都江湖苦，紫服褐衣情义深。儒道佛隐皆所好，律古排绝辄自清。高下优劣代相品，襄阳千载一书生。”这不得不说是一段特别的缘分。
释疑解难，归其真正历来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所在，要想达成这一目标必须依靠“考订异同”，因此，“考订异同”是我们研究的主体。
如《新唐书•孟浩然传》所载孟浩然在长安会见唐玄宗一事，由于孟浩然的“风流”事迹与个人魅力，历代诗话往往引用，流传颇广。会见一事前者据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所为，后者以王定保《唐摭言》所载而改易。
王辉斌先生考证之后认为这颇不合史实:“唐代金銮殿与集贤殿均在中书省之北，即长乐殿（一作长安殿）附近”；王维不曾“待诏”金銮殿，更不曾“召”孟浩然“商校风雅”；唐玄宗也不曾“幸维所”。
先生不仅对相关史书进行考察，也一直关注着学界的研究成果。就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的时间而言，王先生认为刘文刚先生《孟浩然年谱》的开元十三年，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的开元十六年前，郁贤皓先生《李白丛考•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的开元十六年，黄锡珪先生《李太白年谱》的开元二十五年，李嘉言先生《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孟浩然简谱》的开元二十五年左右的这些说法，均误，并予以一一指正。
而在开元二十六年，各书虽无记载孟浩然晚年“以婴疾”回“襄阳养疴”之事，王先生认为当从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王昌龄行年考》之说，并以孟集卷一《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一诗为其作证。可以说，王先生的孟浩然研究几乎一网打尽了所有相关的问题。
要想达到“考订异同”，归其真正的目的，只使用单一的研究方法是不够的，必须采用多种方法，也就是章学诚先生所说的“途辙多端”。
王辉斌先生在本书中就采用了数种研究方法。如考开元十二年冬末，孟浩然“由襄阳至南阳，与王昌龄初识于南阳石门山，并度岁于南阳”一条。先生先以李白《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幽居》一诗表明王昌龄在开元十四年及以前隐居于南阳高凤石门山；又以孟浩然《与王昌龄宴王道士房》诗句探得王昌龄与道教关系密切；联系南阳、襄阳的地理位置，与诗中信息便可得出此条信息。
又如开元十五年，孟浩然三十九岁时写作的《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住》中有“谁能效丘也”一句，表明“孟浩然写此诗时尚无‘就禅’之意念”；至开元十九年，孟浩然四十三岁时写作《还山贻湛法师》，诗中“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诸句，可以看出此时孟浩然已“颇具奉佛之心”。
再如孟浩然第二次“赴京国”因“应进士不第”而产生了向朝廷献赋的想法。王先生从三个方面考证后得出“未付诸实践”。这三方面是翻查“现所存见之各种版本的孟浩然诗集”均无文、赋之作；考查与孟浩然交往的唐代诗人之诗或文均无言及孟赋的存在；以现存唐人赋考之，皆以“颂”为主，曾当着唐玄宗面吟诵过“不才明主弃”之诗的孟浩然不太可能写出一篇“颂”赋以献的。
这种以纵为经,以横为纬，纵横交错的考察手法与先生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视角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侧面考证、直接论述，还是推导演绎、归纳罗列等等手法只要能得出结论先生都是一视同仁的，有时还将几个方法结合在一起使用。不说孟浩然诗集有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单就与孟浩然有过交往的能说得出名字的文人就有几十位。短短几百字的论述，背后支撑着的是无数典籍与先生常伴书海的身影。
王辉斌先生的“功力”自不消说，其“学问”就更是高人一等。尤擅长“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
如“风流天下闻”的孟夫子在第二次“赴京国”时“应进士不第”，但史书却未载原因。王先生认为这是“颇有讨论之必要的，因为其对认识这一时期孟浩然思想的发展，以及把握唐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变化等，乃是大具助益的。”
后考徐松《登科记考》后得知孟浩然的“应进士不第”主要与“朝廷自开元十六年始试《左传》《周礼》等‘平文’的考试改革相关”。两次失败的长安之行对渴望及第的孟浩然来说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又如王先生反驳研究者们认为张九龄与孟浩然初识在开元十七年前后的长安这一看法:从《曲江集•附录•诰命》中《授洪州刺史制》与《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制》两文末尾知张九龄开元十五年三月至十八年七月并不在长安而是在任洪州刺史。
又据《曲江集•附录•诰命》之《加朝请大夫敕》、《加守中书舍人敕》二文，知“在孟浩然奉诏入京的开元十一年冬至十二年七月期间，张九龄虽然任职于长安，但其所官之中书舍人，乃隶属于门下省”，不可能去“秘省”参加“赋诗作会”，自然也不可能与孟浩然相识。
经过一番缜密考证后，先生终于考出孟浩然与张九龄的相识缘为两人共同的朋友宋鼎之故。
再如下编《明清四卷本孟浩然集考论》一文中，首次梳理校考明、清两朝具有代表性的几种四卷本《孟浩然集》的嬗变与发展状况，并得出其皆“源出一途，即其母本乃‘十二家本’《孟浩然》之属”的结论。
先生缜密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往往能发人所不能发之言，考人所不能考之事；于故纸堆中翻检材料，抽丝剥茧，梳理脉络，还原真相，每一段考证真可谓精彩至极！
读先生之书不仅了解历史，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先生刻苦治学的精神与研究考证之法。王辉斌先生正如章先生说的那样能“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很多人感慨古代文学研究走到今天，已无路可走；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了，想继续研究有所突破堪称难上加难。
而先生却总能找到新的论题，不是对已有材料进行更深入细致地挖掘，就是用新的视角看待旧问题等等。
如《关于孟浩然<春晓>的思考》就对《春晓》这一首广为人知而又历来无人涉笔的“孟诗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辨识——兼论“自诵所为”的真实性及其广为流传的原因》一文则对孟浩然诗集中“最具争议者”与“最难说清楚”的《岁暮归南山》一诗进行考证，并首次探讨“自诵所为”这一“本事”广为流传的原因。
他的《读<孟浩然诗集>札记》藉材料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看法:如认为《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迥张参军》中的“张丞相”不是张说而是张九龄；《秋登张明府海亭》中的“张明府”为张子容（张愿）等。
好的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学识，有时还会启发我们发现新的问题。如叙述孟浩然五言律诗的影响时，王先生引胡应麟《诗薮•外编》道：“太白五言律多类浩然，子美虽有气骨，不足贵也。”这表明“李白之于孟浩然的交游，既表现在兄弟般的情谊方面，也表现在诗歌的创作方面，这是颇值得研究李白者所注意的。”
再如先生写道：“在盛唐诗人中，据《全唐诗》统计可知，有诗文与孟浩然相涉、或者孟浩然有诗与之相涉者，乃有近30人之多。其具体为：王迥、张子容、张说、陶翰、唐玄宗、李白、王昌龄、王维、刘慎虚、裴迪、阎防、包融、贺朝、薛业、袁瓘、祝曜、崔国辅、储光羲、张九龄、卢僎、綦毋潜、卢鸿一、房琯、崔宗之、宋鼎。这些人虽然均与孟浩然有过不同程度之交往，有的还甚为笃密，但以诗（或文）对孟浩然其人进行品评者，则只有陶翰与李白，这是颇可注意的。”等等。所以，王辉斌先生不仅是一名严谨的学者，也是一位真正的老师。
王先生自从1983年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孟浩然的文章至今年4月《孟浩然新论》的付梓已历经34个春秋。
先生扎实的功底，翔实的考证，独创的研究视角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赞扬：“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治学勤勉，笔耕不辍，学术个性鲜明，学术成果丰硕，真‘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朱光立先生）”；“多年来，王辉斌先生孜孜矻矻，面壁数十载，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魏景波先生）”；“本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治学精神，王先生在充满艰辛的学术道路上，已经孜孜不倦地探索了近40年（郗韬先生）”等等。
这部具有总结意义的《孟浩然新论》正是王辉斌先生34年来坚持不懈地研究孟浩然的成果；从九十年代孟浩然慢慢火起来到今天已近三十年，孟浩然研究已相对成熟，无论从哪方面看《孟浩然新论》的出现都是必然的。这部雅俗共赏的《孟浩然新论》不仅对初学者有很好的启蒙作用，对专家学者相信也会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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